全国十大配资余钟民：我当厦门警察局长任内的见闻

＊本文摘自《厦门文史资料》第十四辑(1988年11月)，作者余钟民全国十大配资，原标题《我在厦门警察局长任内的见闻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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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八年九月，国民党中央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来闽视察，他要我到厦门担任警察局局长。据说，是他与刘建绪讨论加强福建地方团队和警察的组织与训练时，刘建绪提出厦门警察局长谢桂成庇护军统人员、流氓在地方上为非作歹，引起了华侨和社会人士普遍的不满。因此，决定改派我继任局长。我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到厦门任职，至一九四九年一月，蒋介石派其副侍卫长刘树梓来厦接任为止。我在担任警察局长期间，对于厦门社会的黑幕，较为了解。现就我回忆所及的写出来，以供参考。

一、厦门社会的黑幕

抗战胜利后，厦门人民欢喜若狂，他们在日军长期蹂躏的苦难中挣脱出来，满以为从此可以得到安居乐业。谁知自国民党接收厦门后，横征暴敛，贪官污吏敲诈勒索，地方派系明争暗斗，军政人员、流氓地痞走私贩毒、抢劫绑票、打架闹事种种罪行，馨竹难书，下面只是个人了解的部分情况。

1、走私活动

抗战胜利以后，厦门的走私活动极为猖獗。当时，市场上美货充斥，大都是由菲律滨、香港等地走私而来。走私进口货物的品种繁多。如：呢绒哔吱、卡机布、人造丝绸、玻璃制品、塑料、食品罐头、烟、酒、西药、巧克力糖、黄金、军火、及鸦片、吗啡毒品等。这些美货都是通过军、宪。警人员、流氓勾结走私商人，以各种方法走私进口的。

武装走私

武装走私，是一种主要的走私方法。武装走私者在香港租用外国货轮，直接装运货物，走私进口。船到厦门，即由流氓武装保护卸货。例如一九四七年，在斗西码头暴露武装走私大案一起。（编者按：斗西码头武装走私大案详细情况，本刊在一九八六年第十一辑第86页至第88页已刊载，故略。)

有的走私商人，事前与军、宪、警、流氓勾结好，经常往来于香港、厦门之间，搞走私活动。他们把私货打成行李包，船到厦门港口停候海关检查时，即有武装的小汽船驶靠外轮，将私货迅速地卸下运走。海关检查人员即使看到，亦只是装聋作哑，不敢过问。反正海关人员也与他们有勾结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彼此相安无事。此外，还有特务、流氓备有专用的小船或机帆船进行走私活动。如军统人员张廷标等人，即备有机帆船一艘，船上配有武装的流氓数人，经常川走台湾、厦门之间进行走私。

在厦门执行进出口船只检查的，有海关、宪兵、水警等几个单位。检查人员勾结商人走私，在当时可说是公开的秘密。其走私方法多种多样，如有的走私商人，事先与检查人员勾结好，在检查人员上船，尚未执行检查时，将体积较小的私货，如高价的西药或黄金等，直接交给检查人员携带上岸。一般的条件，是照实物的价值送百分之十给检查人员，这在当时称为“保险走私”。另一种是检查人员与商人合夥走私，资本多出自商人，所获利润，一般是四、六分成，即商人得六成（或三、七分成）。走私方法，是将私货装成大行李包。按当时海关规定，普通行李包经检查后，一律课以轻税放行。海关检查人员，如遇有勾结的私货“行李”，仅马虎地检查“一番”就在行李包上用粉笔划一个检查记号，即被认为是经过检查课税等手续，可以通行。这种方法，以勾结海关检查人员为主，因为行李课税必须经过海关人员签字，才能通行。也有的商人直接与宪兵或水警检查人员勾结，通过他们向海关检查人员关照一下，亦可通行无阻。这种勾结某一方面的关系，当时叫做“单线”关系。但“单线”关系并不完全保险。虽然，海关、水警、宪兵的检查人员，各有各的路线搞走私，一般来说，彼此可以保持默契,互不侵犯。但有时走私商人，对某一方面应付不周到时。也会出问题。例如：一九四八年，有某走私商携带大“行李”多件，虽经过海关签字放行，而水警因未分沾油水，当“行李”运上码头时，水警拦住检查。查出贵重西药一大批，即将人货一并扣留。海关人员恐怕案情暴露，多方托人向水警大队疏通。结果，水警大队只好把扣留的私货移送海关处理。后来，海关仅以补税了事。但此中私货，已被水警吞没了大部分。此外，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之后，按当时的中央银行规定，旅客向海关缴税一律以金圆券交付。该行每于外轮进口时，即派人随同海关人员上船，办理黄金、外币兑换。海外归国华侨所携带的都是黄金、外币，他们在船上要以金圆券缴付税款，不得不以黄金和外币来兑换。可是当时黄金、外币的黑市价格与中央银行的兑换率相差甚巨。于是有些地下钱庄与检查人员勾结，派人携带大量金圆券，随检查人员上船，暗中以高于公价的价格，向旅客收购黄金、外币。转手之间，即可获得巨利，再与检查人员共同分肥。

船员走私

厦门与香港和南洋各地往来的外轮，每周常有两、三艘。这些外轮的船员，从船长到水手，无不走私。他们所带私货，数量不大，易于处理。每当轮船进口，客货卸下之后，他们在夜间雇用小船，偷运上岸出售。当时有流氓设在码头一带的“窝户”，俗称“海鸡母行”，专门收购船员的私货，用现金交易。其收购价格，一般低于市价一倍左右，买卖双方均称方便，尤其是买方转手之间即可获利。这些“窝户”每当外轮进口后，即派人上船，向船员兜揽生意。各“窝户”竞相抢购，打架闹事，冲突火拼之事，时有所闻。

军火与鸦片走私

军火与鸦片、吗啡等毒品，是走私进口的主要品种之一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美国大量低价抛售菲律滨等地的剩余军火，一支美制短枪，不过三、四美元。而厦门当时价格短枪每支五、六十美元。在厦门及内陆各县，军火几乎可以公开买卖，并形成了一定市价。一支下壳枪值美钞二百元或黄金四两；一支大曲七枪手值美钞一百元或黄金二两；卡宾枪价与卜壳枪相等；一支汤姆生轻机枪值三、四百美元不等。因此，军火走私曾盛极一时。因走私商多与特务或军警机关勾结，所以平时破案极少。仅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间，有一次例外。警察局在荷轮“芝巴德”轮船上，查扣某华侨与宪兵连勾结，走私进口一大批军火，计美制短枪一百四十多支，价值美钞七八千元。警察局查扣时，与宪兵连发生冲突，几至火拼（详情下面还将谈到）。当时也有少数归国华侨，为了自卫而携带两、三支短枪进口。水警大队从归国华侨中,查扣零星短枪，累计起来数量不少。

至于鸦片、吗啡等毒品走私，大多来自香港。当时，厦门及内陆各县烟馆林立。鸦片来源，多由走私进口。其走私路线，除直接由外轮运进以外，大批的走私则由香港偷运至汕头，再用木船转口运来厦门。因为木船到厦门，随处都可停泊，易于逃避检查。一九四七年冬，厦门水警大队偶而查扣一起走私鸦片。某日，夜十时许，一个水警在码头巡逻，发现海边停靠木船一只，船上装有肥皂数十大箱。查问货主时，却无人出面承认。水警认为可疑，把木船扣到水警分陕部，切开肥皂检查，发现每块肥皂中间夹装“福字”鸦片烟膏四小盒，数十大箱的肥皂，块块都有夹装，数量十分惊人。据当时水警大队督察员董蒙正谈，这些鸦片扣留后，由分队送到大队，层层吞没不少。

2、抢劫、绑票

抗战胜利后，厦门地方秩序最为混乱，抢劫和绑票案件，经常发生。被抢劫的，大多是金店和殷实华侨。据警察局当时的统计，厦门市内所发生的抢劫案件，平均每月不下二、三起。厦门是一个小岛，发生抢案本来容易缉获，但行劫的匪徒，多与流氓和特务有关，每当抢劫过后，均可得到庇护而安然逃走。据了解：当时到厦门行劫的匪徒，抢劫得手，即由特务、流氓保护，坐小船逃走，警案局几乎无法破案，即使偶尔抓到一、二个匪徒，当警察局将案移送法院之后，经特务向法院打通关节，均可以轻刑判处，转到监狱后,不出数月，便可因病保外就医，或“越狱”脱逃。实际上，是买通狱吏，将犯人私自放出，而后向法院报告“越狱”在逃了案。

3、陈、吴、纪三姓的械斗

厦门码头，有陈、吴、纪三姓封建把头势力。他们为害地方，十分严重。尤其在抗战胜利后，特务、流氓打入“三姓”，从中兴风作浪，纠纷时起，以致武装冲突，流血事件层出不穷。解放前，厦门的码头工人多为同安县籍，其中以陈、吴、纪三姓占绝大多数。他们在封建把头的控制下，形成三大封建势力。经常为争夺码头而发生械斗，结下冤仇。陈、吴、纪三姓在厦门各有宗祠，月由工人劳动所得，抽取会金，购置长短枪支，并积累了大量基金，备为一旦发生槭斗时的诉讼等费用。操纵吴姓家族组织的，是与军统有关系的吴在善（陈、纪两姓的把头姓名已忘记）。这些把头经常借端制造纠纷。一九四六年秋，我任福建省水警总队长时，吴、纪两姓曾为了争夺轮船卸货而发生械斗，互相开枪射击。一时码头混乱，船上旅客哀声惨叫，混作一团。经水警大队出动大批武装员警到现场弹压，始得以制止。结果，双方枪伤十余人，而纪姓重伤致死者一人。我得到厦门水警大队的长途电话报告后，赶到厦门。据报双方继续酝酿再打，当即召集吴、纪两姓头头吴在善等十余人，在水警大队部进行调处。我首先要双方交出肇事凶手和武器，同时，要他们具结，保证此后不再发生械斗，并拟订了解决办法数条。征求双方同意后，由水警监督实行。他们对解决办法，都表示同意，但不肯交出凶手和武器。我当时大施压力，申言如不照办，即扣留双方负责人顶替凶手，依法送法院处理。经这么一威吓，他们才答应照办。双方各交出凶手二人和卜壳枪两支，并具结保证不再发生械斗。后来，水警大队将全案移送法院处理。

4、船只检查与勒索

厦门是福建华侨唯一的进出口岸。抗战胜利后，南洋各地的华侨归国，络绎不绝。当时，常川南洋各属与厦门间的外轮有：芝沙丹尼、芝沙连加、万福士，芝巴德、李庆等七、八艘，其中芝沙丹尼、芝沙连加都是万吨以上巨轮。此外还有侨资的“太平轮”，但只二千多吨。这些航班大都客货满载。据厦门水警大队的统计，当时进出口的华侨，每月约达万人左右。厦门进出口船只的检查，最初没有统一规定，除海关以外，几乎所有军警单位，都上船检查。如宪兵、水警、海军、警备司令部等等。每当船只进港，大批的检查人员及特务、流氓，蜂拥而上，对旅客进行反复检查，翻箱倒柜，借端敲诈，无所不为。再加上封建把头的勒索：他们抢卸行李，任意索价，每件行李索价高达二、三美元。遗失行李的事件，也时有所闻，旅客怨声载道。一九四七年春，我随刘建绪到厦门视察时，各华侨团体纷纷向刘建绪控诉，提出整顿码头秩序的要求。刘建绪要我拟订一个“统一检查办法”，规定对进出口船只实行统一检查：限定以海关、水警、宪兵三方面为检查单位，其他军、警机关都不准上船。检查行李、货物以海关为主，宪兵、水警会同协助。对每一旅客，只检查一次，不得重复。在统一检查未完毕前，任何人不准上船。同时，规定卸运行李以及渡船的统一价格，严禁抬高索价，否则，由水警负责取缔等等。刘建绪召集有关单位开会宣布“统一检查办法”，要求严格执行。自后，进出口船只的混乱情况，稍有改善。但检查人员对旅客的苛索，仍无改变，并且给他们勾结商人走私带来了方便。

5、中统与军统的明争暗斗

厦门地方派系的斗争，抗战胜利后尤为剧烈。国民党C C派与三青团，军统与中统之间，争权夺利，从市级单位到区、镇，从行政到公共事业和参义会各方面，可以说“遇事必争，无孔不入。”他们在接收厦门的过程中，不但劫夺了大批的敌伪产业和物资，发了“胜利财”，而且将他们的魔爪，伸展到每个角落，形成了地方的两大恶势力集团。

属于中统的势力范围，有国民党市党部（书记长黄谦若，CC派厦门负责人），厦门市政府（市长黄天爵）：市商会（会长严焰）、市参议会（议长陈烈甫）、市总工会（主席龚金水）中央日报（社长郑善政）、南侨通讯社（社长吴春鉴）、中央通讯社（特派员冯文质）、城内和草仔垵流氓集团以及市党部、各区公所、工会等单位的行动队（便衣特务）等。属于军统控制的单位有：闽南站（站长王兆畿）。闽南站后改为闽南组（组长庄尚德），三青团分团（干事长郭薰风）、市警察局（局长先后是沈觐康、徐步奇、谢桂成、余钟民、刘树梓）。水警第二大队，（大队长王福青）、水警大队后改为厦门水警分局（分局长刘长泗）、立人日报（社长王兆畿）、青年日报（发行人郭薰风）、中国经济通讯社（社长吴贞），经济通讯周报（社长吴贞）以及和凤宫、关仔内等流氓集团。一九四六年，福州成立中国新经济建设协会时，厦门各派流氓势力都被拉入该会厦门支会中，由军统重要人物吴贞负责领导。中国新经济建设协会系军统所控制的流氓组织，总会设在上海，上海青红帮大头子杜月笙、黄金荣、王晓籁等为主要负责人。军统派·徐为彬为该会书记，操纵着整个组织的实权。不久，这个流氓组织到处闹事，蒋介石下令取消。厦门支会取消后，吴贞暗中另组织了一个“仁社”自兼社长，继续控制着这批流氓势力。

中统与军统明争暗斗的丑剧，从抗战胜利至厦门解放时，一直演个没完，下面谈几个较为突出的事例。

市参议会议员的争夺战

一九四六年厦门市第一届参议会的选举，是中统、军统两派斗争最剧烈的一个场面。他们在各个选区里，都提出候选人参加竞选。选举前，两派都派有大批打手、流氓，在各选区进行拉票，闹得乌烟瘴气。其中以鼓浪屿笔架山选区,

军统候选人张圣才与中统候选人陈烈甫争夺最为剧烈。陈烈甫是中统方面内定的市参议会的议长候选人，势在必争。所以中统动员所有力量，支持陈烈甫竞选。而张圣才声称要建立国民党“反对派”，写了许多文章在《江声报》上发表,颇引起某些社会人士的注目。正式选举之日，军统、中统两方出动大批流氓打手，各携带武器，准备厮杀。警察局鉴于情势严重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派出武装员警到现场监视，总算没有打起来。选举结果，张圣才当选，张烈甫落选。后来，中统只好用临时增加名额办法，把陈烈甫选出来，并当上了议长。

争夺思明戏院

思明戏院是厦门最大的一家影院。抗战胜利后，由中统方面接收，並组织股份公司经营，获利甚多。军统方面看了眼红，指使张廷标为头的一批特训班学生出面抢夺。张廷标等找到原思明戏院的业主，订定了合约，于一九四八年秋，向中统方面提出接手经营，中统方面当然不让，张廷标便纠集一批流氓打手，各携带武器，忽于某日下午，把思明戏院强行占领。中统方面，亦集合不少特务武装，准备反扑。一时情势紧张，戏院附近一带的商店赶忙关门闭户，如临大敌。我接到报告后，马上派督察长王福青率保警队到现场，会同思明分局弹压。我把张廷标请到警察局来，对他说：“强占思明戏院是非法行为，警察局为了维护社会秩序，当然要取缔。你这样做，不是和我为难吗？希望你顾全大局，马上把人撒出来，而后我派人负责从中调处。”张廷标过去是我的旧属，与我有一定感情。他见我态度坚决，只好回去把人调出来。至此，一场火拼暂告停止。后来，我派督察长王福青从中调解，帮他们“分赃”。结果，中统方面就思明戏院的股份拨出一小部给张廷标这伙人，彼此和解了事。

大华饭店的争夺

大华饭店是沦陷时期日籍浪人所经营的一家规模较大的旅馆，内部附设有菜馆，舞厅、赌场以及露天花园等等。接收厦门时，军统抢先占住，CC派方面想抢过去，就由国民党市党部出面，以办“社会服务处”为名向军统交涉。军统则坚决不让，两方面相持不下，CC派方面企图以武力接收。军统闻讯，亦组织了大批流氓打手，准备以武力对抗。一时闹得风声鹤唳，附近居民惶惶不安。后来，由于黄天爵怕事情闹大对他不利，因此，CC派方面只好罢手，仍维持现状。

二、我在警察局长任内的活动

1、接任初期的情况

一九四八年七月我接任厦门警察局长时，深感内外环境复杂，颇难应付。我只带两个事务人员，可说是单枪匹马赴任的。警察局的警官多数是省派的，派系复杂，问题很多。我接事后，很想先从内部人事着手，加以整顿，但由于自己没有干部基础，一时不好轻率从事。仅仅把督察长练友三换掉，改由我的旧部原晋江水警分局长王福青继任。练友三是“闽警”派系中的头目之一，我之所以敢于撤换他，主要由于他在督察长任内利用职权，经常走私活动。每当外轮进口，他即亲往码头，接运私货。他这样明目张胆的做法，连他们“闽警”同学，亦多不满意。正好这时，练友三被人告发，省政府转令市长黄天爵查办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黄天爵把它压下来，迟迟没有查复。当我向黄表示想整顿警察局内部时，他才把案卷拿出来。于是，我马上决定把练友三撤换了，借此稳定我的领导地位。

对外来说，警察局的地位处于中统与军统之间，双方都得应付的。我虽属军统人员，但我对军统重要人物吴贞等这些“地头蛇”的横行霸道，亦不满意。我接事之初，吴贞他们就想夺取警察局的刑警队。一旦刑警队被他们抓到手里，那么，他们搞走私、贩毒等种种非法活动，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方便。吴贞和我早有私怨。一九四三年，他任省政府调查室主任时，由于我在戴笠面前“奏了一本”，把他调走。自后他一直怀恨在心。我这次到厦门，他一反故态，大力拉拢我，特别在鼓浪屿他的家里，为我大请其客，并举行舞会。这么一来，更使我对他怀有戒心。果然不久，吴贞想介绍陈连茂（陈达元的堂弟，军统特训班学生），接任警察局刑警队长，希望我能同意。我婉言拒绝，说我刚来接事，首先要稳定干部的情绪，目前不便更动人事。不久，有人告诉我吴贞对此很不高兴。一个月后，军统主要人员连谋来到厦门，吴贞、王兆熊等举行公宴，也约我作陪。宴罢，吴贞约我和连谋到小房间里谈话，企图利用连谋对我施加压力，要我把刑警队长宋子岑换掉，改派陈连茂接充。我当时表面上满口答应，要连谋直接打电报向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处长童维经提出来，他们很满意。但我马上给童维经密告上述经过情况，并坚持刑警队长暂不更动。结果，连谋长去电保荐陈连茂,便杳无消息。自后他们打消了夺取刑警队长的念头，但吴贞对我的仇恨更加深化。

对中统方面的关系。我到厦门后，曾和黄天爵坦率地交谈，表示愿意与他合作，把厦门的地方秩序搞好，不管哪方面的人，凡是破坏地方秩序，如流氓包烟、包赌和打架闹事等等，我坚决站在政府的立场，严加取缔。希望中统方面能够谅解，并对手下的那些“喽啰”有所约束。黄天爵对我的坦率态度，似乎很同情，也表示绝对支持我，答应转知中统方面注意。后来，我在整顿地方秩序过程中，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。

我的前任谢桂成是军统闽南站派系的人物。他任警察局长时期，对军统头子陈达元、吴贞这般人可说是言听计从。他对军统大、小人物的走私、贩毒等非法活动全力庇护，且瓜分某些利益。我接任局长，谢桂成当然不痛快。陈达元、吴贞等人，也以我不如谢听话而心怀不满，甚至想方设法来对付我。例如：我到厦门不久，曾发生少数新闻记者对我大肆攻击的所谓“封锁新闻”事件。后来了解，正是吴贞等人在幕后策动的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我在接事之初，看到每日出入警察局的闲杂人员很多，他们不通过传达室，就直接到各科、室和办事人员坐谈，并且随意翻阅文件。我找主任秘书汪锡祺查问时，始知是各报馆或通讯社的记者采访新闻。据说，这种“自由采访”方式一向如此。我对此感到十分惊异！这么一来，警察局办理案件还有何机密可言？难怪警察局日常处理案件，往往还没有送给我，就先见报。于是我下令禁止新闻记者直接向各科室采访新闻，决定由秘书室汇集每日新闻材料，统一发布。可是，当我的手令下达各科室的翌日，《江声报》和《立人日报》等即以警察局“封锁新闻”的大字标题，歪曲报道统一发布新闻消息，並对我大加攻击。同日，记者联谊会开会，有人提议，要对我“一致声讨”，并采取一致行动，实行“反封锁”，即各报一律不刊登警察局的任何新闻。但大多数人则主张先把情况弄清楚后再作考虑，并推出中央通讯社特派员冯文质先找我了解。我把手令原稿交给他看，并说：“事实很明显警察局不但不是封锁新闻，而且是为了记者们采访的方便，还规定统一发布新闻。我对这种歪曲事实、攻击个人的报道全不在意。自然，为了自卫，我也得注视情况的发展。”冯文质与我有师生之谊，他老实告诉我，此中只有《江声报》和《立人日报》的两个记者（忘其姓名）从中鼓动。据说，他们与谢桂成、吴贞都有关系。经冯文质这么一提醒，倒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：在《江声报》上发表警察局封锁新闻的当天晚上，华侨黄超群约我晚餐。餐后，在他家里举行小型舞会。不料在第二天，《江声报》的晚报《厦门大报》即登出这条“新闻”，标题是“警察局长余钟民昨晚在某处婆娑起舞”，对我大肆攻击。我看到这条消息很诧异。我想当晚只有我和谢桂成夫妇几个人，记者怎会这样“神通广大”呢？经冯文质一提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和“得罪”谢桂成、吴贞他们有关系。后来，从军统人物张天昊谈话中，也证实了这一点。

冯文质了解情况后，认为我有必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，以解释误会。我接受冯的建议，在警察局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。当日，各报及通讯社记者二十多人到场，我先把统一发布新闻规定的手令原底，交大家传阅。接着，详细解释统一发布新闻的用意。而后自我吹墟一番，说我来厦门，不是为了“做官”，而是想为地方“做事”，表示要对流氓、地痞的横行霸道，危及社会安宁等现象采取措施，严加取缔。希望新闻界大力支持，并请大家提意见。最后，有几个记者提了意见，大都集中在流氓打架闹事的问题上。这次招待会，对新闻界总算是把误会解释清楚了，但吴贞他们并不就此罢休。后来，在李良荣任省主席时，他们想搞倒我，由吴贞取而代之。这是后事，暂且不谈。

2、巩固社会秩序的几项措施

由于特务、流氓、土匪在地方上为非作歹，走私、贩毒、抢劫、绑票、打架和闹事，造成厦门社会秩序非常混乱。市民一夕数惊！为了巩固社会秩序，警察局不得不采取措施，加以遏止。

取缔流氓打架闹事

厦门有草仔垵、和凤宫、城内、关仔内、大王、二王等角头流氓，以及陈、吴、纪三姓的封建把头势力等等，派系虽多，但都由中统或军统从中控制。他们占据角落，以欺压市民，包庇烟、赌，敲诈勒索和走私、贩毒为生。他们经常在茶楼、酒馆、舞场、戏院等公共场所，打架闹事，甚至白昼在大街上开枪射击，危及社会安宁，治安问题严重。各分局虽也曾抓几个人，但只要有头头挂个电话给局长谢桂成，马上就放走。因此流氓有恃无恐，打架闹事层出不穷，气焰嚣张至极，根本不把警察局放在眼里。我接事后了解到取缔流氓打架闹事，不仅是市民普遍的愿望，即使在警察局内部员警，亦有此要求。为了提高个人威信，我决定采取有效措施，对流氓打架闹事加以取缔。首先报请市政府批准，在警察局增设“流氓教养所”，把鼓浪屿分局的拘留所拨作该所专用，派两个可靠干部负责管理，并拟订了一个“取缔流氓打架闹事办法”，经市政府批准后实行。其内容大致规定：凡是打架闹事的双方流氓，不管任何情节，一律逮捕拘押，由警察局根据情节大小，决定处以三个月到一年的拘留，交“流氓教养所”教管，武器没收。伤害人命等刑事罪犯，则依法送法院处理。同时，鉴于过去经验（被关过的流氓了解拘留时间，最多不超过几天，而且他们有钱，在拘留所里照样可以大吃大喝，所以对警局处罚拘留毫不在意），我对“流氓教养所”管理，作了几条特别规定：流氓被拘留期间，绝对不准其家属接见、送钱、送食物。每日限定三餐粗食，并强迫打四小时石子等等。我在实行本办法之前，先向中统、军统两方面作了解释，希望他们大力支持，并能对其有关的角落流氓有所约束。而后下令各分局和刑警队，对打架闹事的流氓，一律逮捕，送局处理。如不逮捕到案，唯该管区分局长是问。

取缔流氓打架闹事办法实行后，警察局先后逮捕了流氓二十多人。其中，我所能记忆的，有两起大案。某晚九时许，海边码头附近，忽然枪声大作，一时秩序大乱，行人四处逃避。据查系和凤宫流氓吴七、余其七等人，为抢购船员私货，发生冲突。警察局刑警队会同思明分局，逮捕了其七等多人。逮捕时，其七还公然出枪拒捕。他是和凤宫流氓头目之一，与吴贞等人有密切的关系，经常到处打架闹事，是当时厦门有名的打手。逮捕其七后，我料到吴贞等人要来求情说项，为了准备和他们“讨价还价”，警察局先作一假决定，将其七等五人以“捣乱治安”罪名，送福州特种刑庭处理。当这个决定宣布时，吴贞马上打电话来约我到他那里谈话。我到他的茶行（实际上是“走私行”）时，已有陈连茂和连济民等人在座，大有对我施加集体压力之势。吴贞认为我把其七等人送福州特种刑庭处理，是小题大做，希望我从轻处理。我说，他们在大街上开枪，我这样处理，并非小题大做。并表示，案已经市政府决定，很难改变。他们提出只要不送福州特种刑庭，随我怎么处理都行。我说，为了尊重你们的情面，我只好把责任担起来，改为把他们关在“流氓教养所”，各关八个月。吴贞他们无可奈何，再没有其他意见。而我原意把其七等人关八个月的目的，也就达到了。另一案，是两个与中统有关的草仔垵流氓，在中山络打了一家家俱店，他们强要赊购家俱，店东不肯，就打起来。朝空开了两枪，并捣毁了部分家俱。思明分局把这两个流氓抓来后，中统方面金水来讲请。我说，这个案本要送福州特种刑庭处理，现为了尊重中统方面的关系，只把他们在“流氓教养所”各关六个月，并赔偿一切损失和没收枪支。他也满意而去。警察局关了二十多个流氓后，市区打架闹事的事件也就逐渐减少。但所关的流氓，在我离职后不久，继任的警察局长刘树梓，陆续以每人三、五百美元赎金给放了。我有点后悔，不该帮助刘树梓发这么一笔“洋财”。

枪杀抢匪

抗战胜利后，厦门市内经常发生抢劫案件。我到厦门接事后的头两个月中，就先后发生抢案四起。一起在思明分局附近，一家金店被劫。某夜九时左右，有两名匪徒闯入该店，持枪威迫店东打开保险柜，抢走六条金条（每条十两）及其他零星首饰，劫后扬长而去。另一起，有某华侨（忘其姓名）忽于夜间失踪。据悉，系被匪徒绑去。警察局刑警队四出缉捕，均无消息。约四天后，该华侨始被放回。谈及被匪徒绑至某街一独立房屋，并勒去美钞五千元。刑警大队派队赶至该处搜捕，结果，该屋空无一人，匪徒早已逃走无踪。不久，李良荣来闽主政，他在未就职前先到厦门，住省银行里，我和他谈到厦门不断发生抢案时，他要我限期破案，并指示抓到后就地枪决，以杀抢风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左右，刑警队抓到绑架华侨案匪徒三人，供认绑架华侨勒赎五千美元不讳。我命令刑警队长宋子岑，将三名匪徒于翌日清晨三时左右，押至码头附近空地枪杀，并以押解取赃，逃跑追捕时击毙，向警察局报案。当时，宋子岑颇有顾虑。我说，这是李良荣的命令，非执行不可，他在我威迫之下，不得不勉强答应。不料第二天，宋子岑并没有执行。找他前来询问时，他说，这个案情复杂，他不敢负责，再三请求送局处理。我见他不敢执行，只好由警察局移送法院处理。后来，经法院判处徒刑，送到凤屿监狱执行。不到两个月，即听说“越狱”逃走。据事后了解，这个绑票案与和凤宫流氓有关，刑警队破案后，军统方面即找宋子岑说情，宋害怕麻烦，故不敢执行枪杀。

宋子岑不能执行我的命令，引起警察局部分干部不满。因此，我决定此后知再抓到抢匪，交开元分局负责处理。约一个月后，刑警队又破一案，逮捕抢劫金店匪徒一人，供称过去当过兵，退伍后潜居厦门行抢并供认抢金铺黄金六条及零星饰物，由三人均分不讳。我命令刑警队将全案移送开元分局负责“侦讯”。当夜即派员警将该犯押至开元路某处，执行抢杀，向警察局伪报以押赴取赃途中逃跑格杀备案。警察局据报后，照一般办案手续，通知法院验尸、各报记者都到现场拍照，刊于报端，并以大字标题发表警察局,破案经过。

取缔烟、赌

取缔烟、赌，也是警察局重要工作之一。当时，厦门市内鸦片烟馆林立，赌场到处都有。这些烟馆、赌场，多与特务、流氓勾结，得到他们的庇护，甚至与警察分驻所或分局亦多有关系。就我当时了解，思明分局长安尚志，每月由各赌场抽收所谓“津贴”，为数不少。难怪我下令取缔烟、赌之后，各分局抓的烟犯倒不少、送局处理的人数，不下数百人之多。但取缔赌场极少，特别在思明分局范围内的赌场最多，有几个赌场规漠很大。内部设有：“番摊”、“牌九”、“麻将”和“扑克”等赌具，每日聚赌的人数多至数十人。胜负均以黄金、美钞、港币计算。赌窟里有鸦片烟供人抽吸，有餐主供人吃喝，可说是应有尽有。我曾找思明分局长安尚志谈话。我说：“听说你从赌场中得到不少的'津贴？，这是过去的事，我不追究。但今后如再继续搞下去，我就不答应。为了表明你的态度，希望你把思明分局范围内的几个大赌场，全部封掉，不管这些赌场的背景是谁。我准许你可以不抓人，但要把赌场封掉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那我就要老账新算。”经我这么一威胁，安尚志回去后，就封掉了四个大赌场，并将内部设备，如家俱等没收了一大批，送局处理。接着，各分局亦陆续取缔不少赌场。但厦门的赌风并未因此有所减退，只不过把半公开的形式转为隐蔽罢了。

3、执行金融管制政策

一九四八年八月，国民政府为了进--步向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，实行所谓“币制改革”，发行金圆券，强迫人民将所有的黄金、外币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。同时，颁布金融管制条例，规定私人所有的黄金、外币，限三个月内向中央银行兑换，逾期不兑换者，查出后，全部没收充公，并根据情节轻重，送交特种刑庭判处徒刑。金融管制办法，首先在上海、南京雷厉风行，厦门是外币流通最广最多的城市之一，国民政府中枢特别重视，曾三令五申地要市政府严厉执行。在厦门市政府成立了一个金融管制委员会，以中央银行、商会、警局、市府社会科等领导为委员，市长黄天爵为主任委员。下设文书、宣传、取缔等组。警察局负责取缔组，先取缔市面黄金、外币的买卖和使用，以及外汇业务等。并组织了五个检查队，由各分局长和刑警队长分任队长，调了大批员警为队员，不分昼夜地分赴市区各处巡回监视或检查。另外，为了防止检查队执行不力或发生流弊，又组织了一个秘密监察组，由督察长王福青负责，暗中监视各检查队，向我汇报情况。这么一来，各检查队便更加疯狂，检查人员随时进入金店、钱庄、以及各商号，甚至私人住宅亦进行严密的检查。如检查账簿有无记载黄金、外币和外汇，检查钱柜有无黄金、外币等等，一时弄得人心惶徨。

在严厉执行金融管制之后，一般正当商人和市民都不敢违犯，忍受惨重损失。对一些流氓、特务等不法奸商，则造成了他们发财致富的大好机会。他们私设电台，暗中与香港、上海等地联络通讯，交换经济情报，以便于他们所开设的“地下钱庄”进行黄金、外币及外汇的买卖活动，甚至每日派出大批流氓，在中山路、镇邦路交叉路口一带秘密交易等等。我为了有效地打击黄金、外币和外汇的买卖活动，决定先从取缔“地下钱庄”和“地下电台”两方面同时下手。根据当时调查的情况，“地下钱庄”就有三十多家（个人搞黄金、外币买卖者除外），他们未经政府许可只在门口挂一个普通商号的牌子，内部干着黄金、外币和外汇的买卖勾当。“地下电台”也有好几个，他们利用公开机关单位掩护，暗中与香港、上海等地联络通讯，互相交换经济情报，每日将所收到香港、上海的“行情”，派专人秘密传送，按周向“地下钱庄”收取电报费二、三十美元不等。一个“地下电台”每月可收到电报费达千余美元以上。我曾利用他们内部分赃不均的矛盾，找到线索，破获了两个“地下电台”。一个是军统人员、三青团干事长郭薰风掩护的“地下电台”，设在三青团分团三楼上的《青年日报》社内。我派人秘密进行搜查时，电务员已脱逃，在其室内搜出电台一部，及与香港、上海通报底稿一批，带局处理。后查明，被逃去的电务员系水警分局的电务员刘醒吾，他同时兼任《青年日报》和中央通讯社两处的电务工作。我要水警分局长刘长泗交人，他却推说刘已逃走。同时，郭薰风和中央通讯社特派员冯文质两人找我说情，我才没有追究。另一个是军统人员吴贞，利用中国经济通讯社掩护的“地下电台”。我派人进去检查，搜出两部电台和与香港、上海通报底稿。检查人员发现这个电台的背景是吴贞，不敢带人，只把两部电台和通报底稿带回报告。当夜，吴贞就托张廷标来找我，希望不要把事态扩大，要求发还电台。我佯称，这是执行军统局的命令，电台绝对不能发还。不过为了照顾“朋友”，我所能做到的，不把真实情况上报就是了。这么一说，吴贞就不敢再来麻烦了。

警察局破获这两个“地下电台”，是非常秘密进行的。中统方面了解后，认为是攻击军统的一个绝好的机会。忽于某日，在中央日报刊登一条消息，把警察局在青年日报社内破获“地下电台”的经过，全部披露出来。郭薰风见报后，马上来找我，要求警察局登报“否认”，我说：“只要青年日报登个启事声明就行了，我可负责对外绝对保密，但不便登报'否认’”。对于这两案的处理问题，我考虑到所破获的两个“地下电台”，都是军统方面所掩护的，为了照顾“自家人”军统的面子，为了避免吴贞和我的关系更恶化，我决定把这两案完全包庇下来，不向上报了事。后来，市长黄天爵曾问到此事时，我说：“我把事情办了就好了。至于此中详情，你就不必问了。”他似乎谅解我的处境，不了了之。

至于取缔“地下钱庄”，我研究只要拣几家较大的，来一个突击检查，其余的都不攻自破。我选定“茂华”、“捷胜”等五家“地下钱庄”为对象，为了怕消息外露，我决定了五个检查组的名单，以督察长王福青、行政科长吴月秋、司法科长伊扬名、保警队长林广义和思明分局长安尚志等五人为组长。各组都配备少数员警，临时电话通知到警察局集合。我召集五个组长到我的办公室来，宣布突击检查“地下钱庄”，交代检查注意要点，如黄金、外币实物，营业账簿，及所有往来的电报、信件等，并命令五个检查组于上午九时，同时出动。因为这时正是“地下钱庄”买卖闹市的时间，所以各检查组一到现场检查，马上赃证俱获。这次，计逮捕了“茂华”等五家“地下钱庄”的负责人洪炳煌等七人（其他四家行号及负责人姓名都已忘记)，经警察局司法科侦讯完毕，派员警押送福州特种刑庭处理（其中两家移送厦门法院处理）。

警察局取缔了五家“地下钱庄”之后，其他所有二十余家，马上自动关门停业，厦门的黄金、外币及外汇的买卖,亦随着暂时敛迹。这就迫使市民不得不将黄金、外币，转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使用。不久，金圆券迅速贬值，市民所蒙受的惨重损失，简直无法估计。而中央却认为此次大搜括，以厦门收兑黄金、外币最有“成绩”。除上海外，厦门收兑的外币数额，为全国第二位，并对厦门金融管制委员会大为“嘉奖”。

4、执行限价政策

金圆券发行后不久，政府为了稳定币值，决定采取人为的办法，实行所谓限价政策，通令严厉执行。厦门市政府接到命令后，决定在原来金融管制委员会组织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贯彻限价政策。首先由市长黄天爵召集各行、各业公会负责人开会，宣布从当日起实行限价，限定各种物价，以当日的牌价为最高价格，只许减价不准涨价，并规定各商店，在陈列的商品上，一律悬挂牌价，即所谓“明码实价”进行买卖。如有违反限价者，一经查出，即根据情节轻重，科以罚金，没收货物，停止营业或逮捕其负责人，送法院判处徒刑等。

限价开始，警察局仍担任取缔组，组织了十多个检查小组，分局负责检查各行、各业有无违反限价规定，并随时对违反限价者，予以取缔。在实行限价初期，金圆券暂时稳定，故一般物价，尚能维持在限定的价格水平上。但是不到一个月，金圆券便开始贬值，市场上物价亦跟着波动。眼见这个限价的“堤坝”，顷刻就要“溃决”；可是市政府一再转奉上级命令，要警察局采取严厉手段，强制维持，不得突破限价。我明知物价的波动，完全由于大量发行货币所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，要想人为的控制限价，已完全不可能。但是我仍然坚决执行命令，决定在几种主要物资的价格上，试行控制。如棉花、棉纱、棉布、粮食和鱼、肉市场等。警察局先出动了几个检查组，会同中央银行，检查全市的各银行仓库及各大布店仓库，把花、纱、布三种物资加以登记并冻结，以防止其逃避运走。同时，全力控制粮食市场，召集粮食公会负责人到警察局开会。我对他们进行威胁恫吓，要他们具结保证，粮食不超过限价，否则就要“依法”逮捕，送特种刑庭讯办。对于鱼、肉市场，则采取直接取缔办法。警察局各检查组分区出动检查，见有违反限价的鱼、肉商就抓，在一个星期当中，逮捕了二十多人，一律送法院处理。这种强制执行限价的结果，迫使商民不得不把所存的物资，暗中分散转移。同时，内陆物资来源，特别是粮食来源，几乎完全断绝。全市各商店十室九空，小菜市场鱼、肉绝迹，造成厦门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惨景！因此，厦门的限价，仅不过维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便随着金圆券的崩溃而完全破产。

5、对付厦大学生游行请愿

厦门公教人员的食粮，向由田粮处厦门办事处按月照定量供应。厦大学生的食粮，亦在供应之列。可是田粮处厦门办事处主任沈可发，借口内陆调运不及，从不照量供应厦大学生。以致逐月积累下来，欠发将达两个月之多，经厦大总务处派人一再交涉，均无结果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左右，省田粮处处长陈拱北来厦门视察，住厦大旅社里，厦大学生闻讯后，决定来一次游行请愿，要求补发欠粮。事先，我已得到报告。翌日清晨，厦港警察分局长电话报告，说厦大学生正在集合，准备前往厦大旅社请愿，请示如何应付？我指示他说：“他们为了食粮问题请愿，我们不要干涉，只派便衣员警，沿途暗中监视，但绝对避免与学生发生任何冲突。”一面我又以同样的指示，要督察处和思明分局严密注意。而后我跑到厦大旅社找陈拱北，当我告诉他以上情况时，他十分惊慌，急想离开旅社，避与学生见面。我说，逃避不能解决问题，而且可能引起事态的扩大。我问他，仓库里还有多少存粮？他说，只有二百多包，并且是准备发给军警单位的。我说，为了防止学生“闹事”，只有采取“釜底抽薪”的办法补发欠粮。至于军警的食粮可暂压一下，我负责没有问题。但陈拱北似尚有顾虑而迟疑不决。我说：“学生请愿的目的是为了要粮，你答应发清欠粮、不是把问题解决吗？我想绝不会再发生任何问题。同时，我派人暗中保护你，你尽可放心。”经我这么一说，他才勉强地接受了我的意见。当厦大学生队伍到达旅社时，陈拱北出来与学生代表接谈。他说：“我此次来厦门，就是为了解决厦门粮食供应问题,对厦大同学的食粮，已决定如数清发，并命令粮食办事处保证今后全部供应，不得短欠。请同学们回校上课。”等语，请愿的学生见目的已达，乃整队沿原路返回学校。

6、查扣军火走私案

警察局对走私问题，向来不闻不问，一则因为走私多由海上而来，海关、水警查缉走私，负有专责，陆警不便插手，再则走私活动，都有特务、流氓为背景，抓到私货，颇有麻烦，因此警察局也不敢过问。一九四八年九月左右，市长黄天爵找我，出示旅菲律宾国民党支部一份电报，大意谓“据报东日由马尼拉开出的万福士轮船中，有共产党人偷运大批军火到厦门进口，希即查扣”等语。黄天爵要我派警查缉。我派警察局司法科长伊扬名和保警队长林广义两人，率带员警会同水警分局上船检查。到达时，船上统一检查已告结束，旅客亦正在纷纷下船。在这情况下，警局人员考虑,如要重新检查，不但旅容意见很大，而且在旅客拥挤落船中，亦无法着手，因此只好在船上暗中巡察。当巡察第三层船仓时，看到仓面放有三个大行李包，无人看管；查问，亦无人承认。伊扬名等打开行李检查，发现三个行李包中，满装军火，计有美制短枪一百四十多支。这时，适有菲律宾华侨血干团（在水仙路设有办事处负责人为周冰心）一个干事陈某走来，私向伊扬名说情，伊认为此人大有可疑，将其扣留。可是忽然有一宪兵排长，带宪兵十余人赶到船上，气势汹汹地说，这批军火系宪兵所查缉，警察局无权过问。并在警察人员疏忽中，将所有扣留的人犯抢走，带往宪兵连部。同时，还要把查扣的军火，全部运走。当时，警察人员见宪兵这样蛮不讲理，十分愤怒，坚持不肯让其运去。于是两方大吵大闹，宪兵甚至拿出枪来恫吓，警察人员亦不示弱，抽出枪来对抗。正在这争持不下，一场火拼一触即发之顷，刚好市长黄天爵在海边某餐馆闻讯，立即打电话找宪兵营长交涉。结果，决定由宪兵营部打收条，将所扣军火领去。一场火拼，才告避免。警察局将查获军火经过报告市政府，转报省保安司令部，保安司令部决定全部没收。并电令宪兵营将扣留的军火，送交该部接收。关于这批军火走私的内情，事后查出，系宪兵连与某些华侨勾结，由菲律宾走私军火进口，已非一次。他们打通了海关和水警的关节，每次走私进口，都极顺利。不料此次由于华侨内部分赃不均，有人向旅菲律宾国民党部告密，致有此价值三万美元的巨大损失。当警察局查出这批军火时，在船上的宪兵马上回去报告，宪兵连唯恐事机败露，所以派人上船，先将警察局扣留人犯抢走，翌日，即掩护其搭乘飞机，逃往香港，以此灭口。

7、取缔外轮杀价

抗战胜利后，常川厦门、香港以及南洋各地船只，均系外国商船。他们平时任意抬高票价，市政府放任自流，从不过问。一九四八年八月左右，上海联华航业公司派蔡某来厦门设立办事处，联华客轮随即加入厦门、香港及南洋航线航行。联华轮吨位八千余吨，内部舱位设备较好，而且又是旧中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一艘定期航行南洋的客轮，所以很受华侨旅客的欢迎。每次航行，都是客满，开航以来，获利甚厚。可是外国轮船公司眼红，他们想打垮联华轮，以遂其独占航业的目的，便采取穷凶极恶的办法——一致杀价。第一次将全程票价，忽然降低四分之一，并提高购票佣金，由百分之五提到百分之十。（华侨在厦门多住客栈，购买船票由客栈代办，各次班轮的船票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操在客栈的手中，各外轮为拉拢客栈购票，一律给予照船票价百分之五的佣金)联华航业公司遭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感到相当沉重，为了继续维持联华轮的航行，不得不随着降低票价。但是各外轮并不就此罢手，他们在下班船期时，又宣布第二次降价四分之一，即两次约降低原价百分之五十。这么一来，联华轮便再也无力与之竞争了。某日，省政府顾问石西卓和联华轮经理蔡某来找我，要求警察局采取有效办法，予以取缔。我表示尽力支持。马上派督察长王福清找旅栈公会负责人来谈话，先向他们说明外轮以杀价来排挤联华轮的情况，而后强令其保证以第一次降价的票价维持联华轮本班期的客载。一面由警察局司法科，传讯太古轮船公司英人经理（当时各轮的业务，都由太古公司代理），要他具结保证，今后不再增加票价，否则将受到破坏正当航业的法律处分。这个英国人见要他具结保证颇为慌张，连说，要回去与华人经理（中国买办）商量，但为司法科长伊扬名所拒绝，坚持要他签字,两人僵持达两小时之久。实际上，是故意给他麻烦了两小时，才答应他回去，并限他两日内来局，办理具结手续。

太古公司经理回去以后，马上把船票回复到第一次降低的价格。同时，他去找市长黄天爵大发牢骚，说警察局对他不礼貌，把他软禁了了两小时，请求市长设法制止。黄天爵对他敷衍一番，而后找我，再三叮嘱不要弄得太过火了，恐引起外交上的麻烦。我也认为适可而止就行了，虽然后来司法科长还通知太古公司前来办理具结手续，但英国人没有来，只派来中国经理（买办）再三解释，请求免办具结手续，只口头上保证，此后不再随意增加票价。自后，警察局也就不了了之，而联华轮亦感到仅维持第一次降价的标准，无利可图，后来放弃了南洋各地航线，改航厦门、香港、基隆之间，南洋航线前，仍由外轮所独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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